五四运动虽然未能撼动鸳蝴派的市场地位（实际上，后者对于读者群体的牢牢把握，始终是令五四作家与知识分子感到挫败、愤恨的因素之一），却在文化领域内将鸳蝴派及其关于情感的诗学一并推入了边缘地带。与鸳蝴派将情感渲染为一种美德不同，五四一代主张将“爱情”视为 自由、独立、平等的象征。胡适（1891— 1962）的独幕剧《终身大事》（1919） 为 “自由恋爱”（free love）的五四式表达设定了一个基调，将其呈现为一场发生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封建与启蒙、虚伪与真实、迟暮与青春之间的战争。冯沅君（1900 —1974）和丁玲（1904—1986）等女性作家， 对恋爱中的年轻女性展开描写，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她们的激情、热忱与反叛的勇气，并凭此声名鹊起，享誉全国。灌注在五四小说中的感觉强度， 在一种新式散文中得以爆发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腐朽与虚伪展开了炽烈的攻伐。

在五四反传统精神的驱动下，1920 年代早期成为自由恋爱的鼎盛时期。短篇小说与散文如恒河沙数，大举鞭挞专制的家庭制度和对女性的压迫，并争取更大的个人自主与自由。然而，到了 1920 年代晚期和 1930 年代，自由恋爱同时遭受两个阵营的发难：激进主义阵营批判其布尔乔亚式的局限性，保守主义阵营则谴责其对社会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蚀。与此同时，一场围绕爱情、婚姻与性进行讨论的社会论争，以心理学、社会学和历史学论文的形式展开，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爆发。在此，恋爱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过去几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负重，进入到日常生活现象领域。求爱以及夫妻之爱的技术，已可在《恋爱 ABC》一类的指导手册中习得。同样是在这一时期，性跳出了浪漫爱的影子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题，也变成了激进主义的表达工具。尽管有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把性奉为实现普世解放的一种途径，但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出面谴责自由恋爱 / 自由性爱对社会风俗和国家大计造成的恶劣影响。政治理论家们更是大声疾呼，提出为了把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，恋爱的法则必须服从革命的律令。

在一个以启蒙、民族主义、女性解放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时代，情感的观念何以如此重要？本研究考察文学创作、知识分子写作和通俗作品中的情感话语，旨在借此理解隐伏在情感中心化之下的概念性与社会性议题，并特别处理以下问题：打破中国的传统中定义个人身份的方式，用情与性欲取代亲族或乡土的纽带作为个人身份的基础，其意义何在？诸如 “多情人”“浪漫派”“儿女英雄”等基于情感的主体，象征着何种意识形态的信念与价值？以及，究竟在何种意义上，“情”由无性化的道德向浪漫爱、性欲和爱国热情的意义变迁，从而成为现代中国自我、性别和群体概念演变的组成部分？

……现代主体首先且首要是一种情感性的主体，而现代民族则首先且首要是一种同情式的社群。浪漫小说沉溺于书写低回徘徊、顾影自怜的情中人，将个体塑造为自我中心、自成一体、道德自主的单体。 于是，民族由此获得了其最为理想的主体，并通过诉诸一种普世的人性概念，而将自身与诸如家庭一类的排他性结构区分开来。换言之，在民族共同体中，归属性差异与社会等级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效的。每一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，都可以凭借其公民身份而达到同等、公平，这在浪漫的母题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演练：不顾家族门第与社会地位，与任何一名公民同胞相爱、结婚。浪漫的心灵展示出一种随缘与冲动的特性，对于民主民权和原生民族归属的理想而言，是一种最难抗拒的支持。五四反传统者以自由恋爱和爱国主义之名猛烈攻击儒家家庭，民族主义也是他们最强大的同盟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